董保存的博客

 50载磨成一部书——上将萧克创作《浴血罗霄》始末

 50    一次养病的收获——上将肖华和《长征组歌》的渊源        一次养病的收获——上将肖华和《长征组歌》的渊源  没进档案的“自传”——中将丁秋生和《源泉》的故事  与军事论著结缘——少将陶汉章的四本书

50载磨成一部书——上将萧克创作《浴血罗霄》始末

     刚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就听老同志说，萧克将军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直接找到了将军家里。得到的回答是：首长现在还很忙，等空下来再和你们联系。过了不久，我就接到首长秘书的电话，说可以去谈一谈。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萧老的家里。老将军和我说起了这部书稿的来历——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会。会后返回部队的路上，他和战友们策马扬鞭，畅谈革命的前途和对未来的憧憬。路旁耸峙的高山，勾起了他对血与火的红军生活的追忆，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决定要写一部苏联《铁流》那样的小说。

     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员的他，怎么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呢？

     他感慨万端地对笔者说：“你不知道哇，我读完《铁流》，心里很不平静。我们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写的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所以我要写出来。”

     搞创作，仅仅有冲动是不行的。他能完成这部小说，与他的文学基础分不开。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喜欢读书看报。他喜欢的作家很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的作品曾使他废寝忘食。参加革命后，又读到了不少文学作品，有不少还是打土豪抄出来的。他不光读，自己有了感受就写。写诗歌，也写散文。当年的《湘赣红旗》上就发表过他的作品。

     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镇原的小城外，他开始了《浴血罗霄》的创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120师的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一起，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小说创作自然中断了。

     1938年8月，我军收复晋西北7城之后，部队有段短暂的休整，他又重新执笔，利用夜晚的时间写起小说来。每天晚饭后，他在小饭桌上点一支洋蜡，放一摞白纸，一写就到深夜。关向应政委打趣地说：“老萧，你要不当兵，准会去搞文艺工作。”

     《浴血罗霄》完成初稿，是在京西的百花山里，那时，他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但是他会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敌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所以有人说，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司令员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那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部下中不乏作家、评论家，他们对《浴血罗霄》都很关注。《晋察冀日报》的主编邓拓同志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多了可以删。由少变多难，由多变少易。萧克将军虚心听取了意见，又作了两次修改。初稿的添补却在病床上——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他没料到从此再也没有时间动它了。这部用毛边纸、粉连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小说交给了他的夫人蹇先佛同志。此后，行军的路上，转移的途中，蹇先佛除了照顾他们的孩子，还要特别留心这部稿子。这是萧克同志心血的结晶啊！

     全国解放了，按说这部小说可以送到出版社了。萧克将军没有送出去，他还想修改一遍，只是苦于没有时间。那时候，百废待兴，他主管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实在无暇将它修改出来。到了1958年，这部还没有出版的书就开始遭厄运了。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书稿被打印出来，供批判用。在批判会上，有个同志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口号说：“你居然喊打*共产党！”真叫将军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气得他吐血。

     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部书稿的批判也逐渐升级。“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蹇先佛同志说：“要早知道这样，不如把稿子烧了！”

     为了改好这部书，我们随同萧克将军回到了他当年浴血苦战的罗霄山脉，到当年的战地考察，和老红军、老乡亲交谈。萧克将军改稿，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可以接受的，都会接受，他认为不可接受的，也要说出为什么不能那样改动。稿子他先后改了四遍，从近40万字删到25万字，又增加了不少情节、细节。直到二校时，他还逐字逐句推敲了一遍，才在校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

     1991年的春天，被誉为当今最高文学奖的茅盾文学奖梅开三度，《浴血罗霄》被评为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八十高龄的将军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了文学的领奖台，此事被列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 一次养病的收获——上将肖华和《长征组歌》的渊源

     说到红色经典，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之为“不朽的作品”的《长征组歌》。然而这部作品是怎么写出来？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为此，笔者曾经采访过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

     1964年，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上将积劳成疾，得了肝炎。他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到杭州去养病。

     这一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不少同志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他自己也一直想动笔，但由于政务繁忙，一直动不了笔。决定去养病时，他和夫人王新兰商量，利用这次休养的机会写点东西。

     肖华和王新兰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长征。每每回忆起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他们就激动不已。肖华说：作为幸存者，我有责任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告慰战友，也教育后来者。

     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壮举？肖华将军认真征询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确定用诗歌的形式。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用一种新的诗歌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肖华将军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创作也如此。每天除了日常生活起居，不是服药就是看书写作。桌上的资料照样像工作时一样堆得像小山一样。

     长征组诗的构架刚刚搭起来，跟他们一起到杭州的医生来找王新兰了：“新兰同志，情况不好，肖主任的转氨酶升高了”。

     他们一起劝说肖华，要求他停止创作。医生说：“肖主任，这可不是开玩笑，您的身体要是不能康复，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军委交代。”

     经过一番“斗争”，肖华答应注意休息。

     谁知没有过两天，他半夜又起来写东西了。

     王新兰生气了，对他说：“这样下去，别说医生，就是我也没法交代，来之前，总理专门对我说，到了杭州就是要你好好休息，你去向总理说。”

     肖华见她真生气了，就说：“新兰，你应该能理解我，只要一想起长征时的经历，我的心就放不下呀!我和你说过，我们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吴高群同志，那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下来，大树被炸飞了，我抱起他来，他浑身是血，对我说：‘老弟，我是不行了，你要把咱们的师带好，你可要为我报仇呀……’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多么好的同志啊！”

     说着说着，肖华泪流满面。

     王新兰也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肖华将军又坐在了桌前。

     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肖华的转氨酶升高了4次，王新兰和医生不知和他“吵”了多少次。到后来，王新兰再说他，他就吟起诗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舆论一致认为，长征组诗，是肖华将军的一个创造。它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奇迹，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对这部作品喜爱有加，精心为长征组诗谱了曲，这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长征组歌》。组歌分别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湖南花鼓、苗家山歌、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的曲调，塑造了鲜明的长征音乐形象。这是对长征组诗的一次再创作。这些曲调，配之以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艺术变化，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在创作排演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多次亲临现场，和主创人员一起修改作品，甚至和大家一起演唱，使肖华将军非常感动，他对这部作品又进行了精益求精的修改，使之更趋完美。

     《长征组歌》完成后，先在天津预演，8月1日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反映强烈，一炮打响,成为举国上下传唱的曲目。随后在全国各地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男女老少争相传唱。一时间，唱组歌、忆红军、学英雄、讲传统蔚成风气。

     这部倾注着肖华将军和许多人心血的作品，在将军心中留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肖华将军病重和弥留之际，还和子女、夫人一起哼唱《长征组歌》。   没进档案的“自传”——中将丁秋生和《源泉》的故事

     1964年金秋，一部名为《源泉》的长篇小说出版了。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期间一个连队从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期间的故事。作者通过写活几个“解放战士”的形象，展现了我军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小说一面世，受到部队官兵的欢迎，也引起各界读者的关注。

     军外读者发现这部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叫丁秋生，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部队，特别是在华东部队和海军，他可是大名鼎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此时，他任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

     中将写小说，在当时的确是一件新鲜事。他写这部书，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熟悉丁秋生的人都知道，他在我军的各级政治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是一台“永远停不下来的工作机器”。战争年代不必说，全国解放后更是如此。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特别投入……

     正因为如此，他才倒在了北海舰队的党委会上。经过紧急抢救，远离了死神的威胁。组织上决定让他先离职休息一段时间。他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静下心来休息。

     在医院的病房里，将军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战争年代的情景。他还想起一件事情：五十年代初的时候，组织上要求所有的干部写自传。他也写了一份，对自己从事的政治工作进行了详细生动的回顾。秘书看的时候，竟然放不下了。秘书说，首长，你的这个自传像小说，太好看了。由于这份自传字数太多了，没有能放进档案里，他就留了下来。

     他让秘书把这份东西找出来，自己又看了一遍。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呢？

     不少来看他的老同志，和他说起解放战争的经历，都鼓励他写出来。他也说：好多年来，这个事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与国民党的作战大都是大兵团、大规模的战役集团作战，从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一直到淮海战役等等，一场战役下来，人员伤亡巨大，兵员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被俘兵员是我们补充人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有时是整团、整营、整连的补充俘虏兵，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许多士兵连帽子、服装都来不及换，只是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下来，掉转枪口就投入了战斗。

     丁秋生和他们接触中，认识、了解了他们。这些“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苦出身，只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知道是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同时消除他们身上的旧习气，发挥他们的特长，调动他们的作战积极性，他们在战斗中大都非常勇敢，有的还成为了英雄。

     丁秋生深切体会到，做好这些官兵的转化工作，一定要以人为本，要让他们感到，我们是把他们当成兄弟，当成患难与共的战友。有了这一条，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巨大威力才能发挥出来。他自己就用了许多“解放战士”，给他开车的司机，做饭的炊事员，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

     他说干就干，为了丰富创作素材，他找来了几个已成为我军干部的“解放战士”开座谈会。请他们谈自己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就在和这些同志一起回忆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时，将军的创作冲动不时从心头涌起……

     他开始了紧张的写作。有时一天要写十个小时以上。这对一个全休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医生和家人劝阻，他也不听。

     初稿完成后，他找了些老同志来看，请他们提意见。同时他还找到了老部队的一个作家———当时在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的王愿坚。他把王愿坚请到了部队，真诚地说:“写小说你是行家，我是外行，你帮助我看一看改一改。”王愿坚对这个题材很有兴趣。他用了相当大的气力帮老首长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源泉》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出版社给了他一万多元的稿费，他却做出了一个决定：除给帮自己写稿的同志每人发一些生活补助外，其余全部交党费。要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文革”中，《源泉》被当成一株大毒草遭到批判，“文革”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为向全军推荐的优秀读物修订再版，《源泉》得以再次和读者见面。也正在这时候，将军有了孙子，他特意为之起名叫源源  与军事论著结缘——少将陶汉章的四本书

     谁能想到，海湾战场美军陆战队军官中会流传一部我军老将军的著作。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信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的书。

     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这本书——它不是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我军将军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原副院长。

     那时他已是80多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陶汉章说，“还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没过几天，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13篇，像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5年的时间里，共印了5次，发行10多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此书，他们购买了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另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参加红军后不久，陶汉章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军事问答一百题》，他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还有一面写了字的。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领导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韦国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陶汉章。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著作。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学的就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多年前见到的书。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被派去办一个高级参谋班。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写作，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专著——《参谋工作》。

     这本书在高级参谋班上当教材以后，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中南等野战军也都有了这本书的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予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德、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地方也安全。

     大家助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解放军报/董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