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背景
中国的词汇如同中国的方块字一样富有魅力。而词汇本身又带着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这些带有时代色彩的词汇，经过风吹雨打和时间的淘炼慢慢变成了典故。 毛泽东就是一个善于用典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创造典故的人，很多词汇经他的口说出，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语录。再过若干年后，这些词汇就必然成为典故。因此，搞清这些词汇的背景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刻不容缓的任务。 如上的想法出现在春天的一个早晨。伴着窗外传来的流行歌曲，笔者开始整理家里的旧报刊。翻着翻着，一份变了颜色的《毛主席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掉了出来。读了一段便不忍放下，其中的许多词汇刺人眼睛，让你产生许多联想，也让你产生欲望和冲动——想搞清楚这些词汇的背景。照说，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但此事颇有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于是吸引一个作家干起了串行的事情。 尽管纸页可以变黄，红色可以褪去，但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如火如荼的一九六九年七、八、九三个月。也不会忘记《毛主席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时的重要指示》，那时，多少人听着红色电波传来的最高指示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啊！ 笔者经过复杂的寻访，终于搞清楚了一些词汇的背景。现记录如下，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闲览。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有些背景是交叉的，因此希望读者朋友阅读时从总体上加以把握。第一组词汇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词汇出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第一段。原文如下：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能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背景考证： 对老百姓来说，多数人是不喜欢“乱”的，对政治家来说，多数人是喜欢乱的。但他们都没有毛泽东那般坦率。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说法，毛泽东多次说过，追根溯源，还要从一次会议说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小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他的观点毫不掩饰。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可见毛泽东并没有要搞十年动乱，起码在那时没有。接着毛泽东分析谈了各地的形势和干部的情况，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同时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只作了原则性的部署和指示。他说：要给山西六十九军和陈永贵等打招呼。他要闹就让他去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毛泽东对到会的军队人说：你们都是将军。不能只看军令，还要看政治水平。 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按：原山西省军区司令，很早起来造反的）也不行，要罢刘格平等人的官，不要中央罢，让红卫兵去罢。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毛泽东赞扬西北的形势比较好。他说；张达志、冼恒汉从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主席对陕北米脂县人武部坚决支持造反派，很是赞赏，指示：“最好通报一下。”——八月十九日，《解放军报》一版二条，以“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上的一面支左红旗”为导语，发表了题为《米脂县武装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长篇报道，《军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语；称赞：“他们是全国县（市）人民武装部中的一个很突出很难得很优秀的典型，是值得全国所有县（市）人民武装认真学习的。” 对于南方的混乱局面，毛主席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他主张，只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他不赞成一派压一派，主张联合。他说，南京居民反对武斗，现在又出现了第三派，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 “内蒙训练的军队都回去了吗？”毛泽东问到会的同志。当他听到满意的回答后，毛主席说；军队还是听话。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除外发七十二元（那时战士每月发六元津贴），寄一半回家，那有这样好的。 毛泽东对当时控制湖南的人，不让“湘江风雷”“六号门”等群众组织成员当民兵想不通，他问：这是为什么？并说：要四十七军军长、副军长、政委、副政委等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谭、株州两派都来人，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 谈到干部，毛主席说，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武汉的“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毛主席提醒到会人员，说：你们太天真了，你们说外国人不拥护我，中国人也有不拥护我的，北京就有人不拥护我的。毛泽东同意公开点罗瑞卿的名，并说：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都要拿出来斗，要见报。——他离开北京以后，这些老同志的名字，在中央的报纸上就被点名批判了。 对于党的状况，毛主席一方面指出：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另一方面也不同意重新建党，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 毛泽东分析了各地的形势，然后得出结论似的说：现在军队首当其冲，是当局了。 他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陈再道书生气，要帮忙，并准备在武汉游泳。——这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个性。他喜欢大风大浪。他不怕那里很乱。 与会者大多数不赞成他去武汉，周恩来表示：武汉几派群众组织矛盾斗争激烈，考虑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否暂不去，或者到别处看看，游泳可以到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坚持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那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去。 林彪也劝说：“主席啊，你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没有关系的。”他自信地说。 “武汉比较乱。”不知谁冒了一句。 “我不怕乱，三个小时后出发。”并指指我说：“让杨成武跟我去。”毛主席这样坚持，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会上决定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要汪东兴负责组织专列。 周总理说：“成武去两个任务：一是给我跟主席当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周总理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主席使用。 会后，周总理将杨成武和汪东兴叫到怀仁堂，专门研究毛主席外出视察的安全问题。周总理反复交代说：“武汉东湖很乱，上述两条任务，你一定要做好。”会议结束后，当晚他先飞往武汉，为毛主席安排住处。 当晚十一点二十分所有随行人员赶到人民大会堂，吃了夜餐，准备登程。后因专列上也有派性，需要进行调整，所以出发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 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离北京站，开始了视察大江南北之行。 关于“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说法，毛泽东在此次南巡中多次说过。 八一”建军节过后，联络员杨成武奉命参加了八一纪念活动后飞回上海。 八月三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至八时五十分。杨成武向主席汇报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毛主席听后，首先表示：“乱了就好，同意林彪同志的看法。” 林彪当时当时的基本观点是：军队文化大革命，凡是乱透了的就好。并拿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等单位作例证。没有乱透的就不好，他举了总政、一炮、铁道兵，装甲兵等作例子。其实总政那时由于陈伯达、江青等人点了肖华的名，揪出了刘志坚，机关内部已基本瘫痪了。林彪还说：总政的脓泡没有穿透。他这种首先把军队领导机关搞乱的主张，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观点，完全相反的。叶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向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项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军队担负着保卫国防、训练、生产等任务，必要保持稳定和指挥畅通。毛主席赞同林彪的看法，说：“乱了就好。乱是个好机会，昨天出了乱子，可以派人进去，坏人可调出来，好人看清了。”毛主席听到湖南打算武装长沙一万工人左派时，表示同意。毛主席还详尽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十万工人的做法。他说：“张春桥写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上海十万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枪，第三步全部发枪。他们有一百多万工人，武装起十万就好了，不脱产的。”毛泽东还指示杨成武好好看看张春桥的报告，他说：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人武部当然不是全坏的。毛主席主张：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主席说：听说四十七军有个团长枪被夺走了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去了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 毛泽东当时对武装左派是很赞同的。他说：“武装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左派手里。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但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化。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 那么 ，究竟怎么武装呢？毛主席主张，先组织起来，可以先发木枪。解放军派人去帮助训练，把政治、军事训练好。 毛主席对前面提到的几个省军区领导班子调配时，曾指出：只要过得去，就留在那里搞，龙书金（按：当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可以做工作，争取留在那里，如果继续犯错误就不能留，毛主席说：王良太我们原来留下他的，以后他继续犯错误，那就不能留啦。毛主席同意派人去鞍钢调查解决问题，但他当时认为重点是安徽，先解决大江南北的问题。因而同意十二军调十六个团进安徽的意见。在他看来，大江南北地区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把其他地区带动起来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乱”，究竟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真可谓“大手笔”——乱到了各派抢枪，开战的地步，他依然认为不算什么。 下面的汇报会上，他的观点一点都不掩饰。 720事件后，余立金、李静离开上海，重返武汉等地了解“720事件”后群众的情绪，部队的反映，独立师调出整训的态度，两派抢夺枪支等问题，并考察毛主席对武汉问题处理指示的落实情况。 八月四日，中午十二时半至下午二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返回的余立金、李静汇报，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至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住得太久了。 毛泽东回想王力在武汉不经请示，擅自宣布“百万雄帅”为保守组织，激发了“720 事件”时，主席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还有今年（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的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余立金谈到：由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加剧，都有在抢夺武器，应该设法制止。 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夺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 ——然而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要复杂严重得多。过了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地被抢的枪支达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之多！毛泽东听了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有多少哟？！不多！五十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三百五十万支嘛。 自然对于抢枪的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正如毛泽东说的，你说抢枪，枪是有的，但抢的不多。发枪，给枪的多。人武部、军分区有的把枪发给保守组织，以便好保他；也有的发给造反派，两方面都发，要看什么地区，有的地区主要发给保守派。也有的地区发给造反派。 这种抢夺武器风潮，在当时有一个发展过程。造成反派开始心理状态是想枪。为什么想枪呢，一是人家压迫他，整他，打死他的人，他没有自己能力，这样就想到了武器。想枪而又弄不到，于是就枪。自然也有的是发送的。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谁抢的多，武装的多，谁的力量就大。但是单有枪不行，还得有配套的，因而抢“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和物资，甚至发展到“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以致“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物资。” 事态的发展十分迅速，全国没有抢枪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基本上没有抢枪的省，仅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等六个。这就使中央引起严重关注。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毛主席在九月四日审阅这个文件时，批示：“已阅，照办。”命令规定不许抢，不许发；已抢的限期归还。 由于这个命令的下达，很多已经抢到了枪的人害怕起来。因为持枪的很多是工人，白天要上班，带一条枪，工作起来增加不少麻烦，夜间放在床头，又怕被别人抢去，负不起责任。上面又有文件规定要归还，他们想来想去，还是交了合算，于是就交枪。不久好多地方出现了交枪速度很快的情景。九月中旬，江西就收到已交上来的枪达五万余支。想枪，抢枪，怕枪、交枪，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样来的。以上讲的就是抢枪的大概情况 。 与抢枪相连的，还有一个打枪，打炮的问题。当时人们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不大相信。后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将为什么要打，怎么打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是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一下过不了瘾。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天天白天晚上放枪。后来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将他们带到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赞杨说：这是个好经验，将他们统统都拉出去的打一次靶，让他们过个枪瘾，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外了靶再上交。毛主席这一招果然很灵，很多持枪的群众，打过靶就上交了。 毛泽东第三次系统地谈这个问题是在上海。九月九日深夜，（九年后他在这个夜晚去见马克思了）。他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开会，着重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会议从二十二时三十分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一时十分，花了近三个小时。 “形势怎么样？请你们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毛泽东开门见山。 接着他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方面都搞得更好了；一个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有两派，安徽不是也有两派吗？北京也是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出现象辛亥革命以后那样的形势。全国出现混乱状态，长期分裂。辛亥革命以后，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十七年是分裂状态。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章、段其瑞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统一。其实蒋介石也没有完全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五马，云南省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讨论讨论，说说你们有什么看法？ 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思想上没有准备。经主席这么一说，大家认真地议论了一番。觉得按当时的条件，出现辛亥革命后那种状态可能性不大，不会分裂的，只能是第一个前途，不会是第二个前途。他们的理由是： 一、我们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党全军全军全国人民，把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主席一听，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要吃亏的。我垮了，你们要吃亏的。 “垮不了。”。人们异口同声。 “马克思叫我去了怎么办？一个人出现带有偶然性，那一天离开也带着偶然性，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作者按：林彪八·九讲话：文化大革命两个条件：一是靠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特别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强调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很真诚，可惜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理解这话的深意。 二、人民要求统一。如果有人搞分裂的话，广大群众是会抛弃他，不答应他的，群众对分裂是不高兴的。十八年来祖国的统一，全国人民群众是很高兴的。 这一条毛主席表示赞成。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历来的运动，从来也没有像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群众发动得这么广泛。连十几岁的娃娃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都参加了，为了辨论连饭都有忘记吃了，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次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
这是对文革那段特殊历史的新视角，凡事都有利有弊！
文革的利在于“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